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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荆楚网消息 (楚天金报) 图为：闻名中外的汉正街 通讯员祈国威摄
    图为：郑举选接受记者采访
    图为：郑江接受记者采访
    图为：自信而时尚的宗军在他的公司里 记者柯锐摄

    □本报记者柯锐 通讯员华世新 实习生宣金学

提要
    30年前，改革开放伊始。103位武汉人率先走向汉正街街头摆摊设点，掀开了汉正街小商品经营的大幕，也掀开了中国城市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大幕。30年过去了，如今的汉正街商贾云集。那么，当年第一批汉正街的个体户和今天的新生代富翁身在何处？他们分别过着怎样的生活？带着疑问，记者走进汉正街，寻找他们的故事。

    “伞王”郑江：人生从50岁重启

    1979年，郑江51岁，由于体弱多病，特别是哮喘病缠身，他被硚口艳明合作社辞退，面对无着落的医疗费和老少三代7口人的生活，他两眼一抹黑。
    30年后的今天，郑江已是汉正街知名的“伞王”，关于他的资产，熟悉他的人只说是“汉正街的大户”，具体财产难以计数。
    3月24日，记者几经周折，在汉正街一栋高层商住两用楼里见到了年过八旬的郑江，他衣着简朴，面容清瘦但精神矍铄。在这栋略显陈旧的建筑里，几乎一层楼是他的仓库，里间则是他的起居室。
    提起当年做生意的起因，郑江苦笑了 ：“当时我几乎是穷光蛋，只是为了吃饱饭。”
    郑江出生在老汉正街的深巷里，15岁时，郑江开始到汉正街同安坊6号“益大布店”当学徒。被合作社辞退后，为了糊口，他偷偷在家门口做点小生意。
    1979年汉正街试点经营，郑江和几个“投机倒把分子”到硚口工商局申请执照，从此做起印花生意，主要为工作服、被单等印花印字。提起当年，郑江依然很神气，“想当年汉正街每个摊位上的‘文明经商、礼貌服务’的字样都是我印的呢！”
    1986年起，郑江经营雨伞。在其后的20年间，见证了武汉本地乃至全国伞厂的兴衰流转。郑江卖出的第一把伞是汉口万松园居委会伞厂生产的手撑黑布伞。“那种伞两块钱一把，虽说没有现在的伞方便，却结实得多”。此后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各种油布伞、全自动伞、半自动三折伞，到现在的太阳伞，沙滩伞到钓鱼专用伞，经过他的手，不断从汉正街流入千家万户，郑江被人誉为“伞王”。
    谈起生意经，郑江将自己撰写的《我的一生》一文递给记者过目，上面可总结为“诚实待人，吃苦耐劳”八个字。1986年，郑江接待了一位河南客商，晚上清点账目时才发现多收了对方500元，他当即在黑灯瞎火中找到客商落脚的泰兴宫旅社，把钱交到对方手中。无独有偶，15年后，已接手父亲生意的大儿子郑大雄和伞商结算时多收了1000元，事后发觉，二话不说，也是马上找到客商把钱退了。
    现在，郑江已把生意交给儿子打理，自己则当“甩手掌柜”，平时看看货，天气好的时候就去店里转一转。
    身为3家公司总经理的郑大雄在接受记者单独采访时，意气风发，言词滔滔；但记者在采访其父亲时，他始终陪伴在父亲身旁，认真聆听。他告诉记者，自己和弟弟在生意上每逢要做重大的决定时，事先必定会向父亲请教。

    “盲侠”郑举选：从首富到盲协主席

    汉正街上的人们说，谈汉正街上的老富翁，就不能不谈“盲侠”郑举选。
    3月中旬，为了寻找汉正街第一批103户老板的注册资料，记者先后来到硚口工商分局和汉正街第一工商所。汉正街第一工商所所长万跃胜是一名“老汉正街”，但翻遍陈年的档案资料，他仍然未能找到完整的103户个体工商户花名册。
    万跃胜最后一拍脑袋，“找到郑举选，不愁找不到其他老富翁。”于是，在3月底的一个上午，记者在汉阳一居民小区内找到了戴着墨镜的盲人郑举选。
    想到郑举选作为汉正街第一代老板曾经闻名全国，不少人对他的故事耳熟能详，记者本只想通过他了解其他的第一代富翁，没料到，从他的口中竟无意探听到他本人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    都知道郑举选是汉正街最早的个体户之一，殊不知，在当年的103名个体户中，郑举选却是最后一个拿到执照的。
    郑举选生在蔡甸侏儒镇农村，幼时因患天花，双眼视力严重受损，脸上还留下疤痕，被人称为“麻瞎”。
    1979年上半年，39岁的郑举选作为“武汉小百货投机倒把头子”被关进看守所。出狱后的郑举选找朋友借了15元钱，向当时的硚口工商局申请执照。由于他的身份“特殊”，直到102户执照均发下后，他的证件还被扣着。后来几经努力，才在年底拿到了执照。
    随着社会的巨大变化，他的命运也出现了大改观，从微不足道的扣子生意做起，日后竟成了汉正街的风云人物：“扣子大王”、首批百万富翁之一、武汉第一个“董事长”，“每天数钱都数不完”。
    直到1992年退出汉正街，郑举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稳坐汉正街首富的席位。
    树高千尺不忘根，1998年，退出汉正街的郑举选在蔡甸老家投资了一个螃蟹养殖项目。他在农村租了1000亩地，投放了100万元的螃蟹苗，但没想到，螃蟹苗全被人偷走卖掉，百万投资颗粒无收。在汉正街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他在老家农村遭遇了生意上的“滑铁卢”。
    2001年，郑举选完全退出商界。不过，对于汉正街的每一个变化，他仍然用心关注。现在，他的两个儿子就在汉正街做生意，但他很少过问他们生意上的事，“他们有自己的想法”。
    虽然住在200平方米的大房里，但冰箱里放着隔天的剩包菜。和不少老汉正街人一样，在已不用为金钱操心的老年，郑举选仍坚持过着简朴的生活，“我仍然是个农民，没有什么吃不了的苦”。
    如今，69岁的郑举选担任硚口区盲协主席。这些天，他正在张罗着一项旨在帮助盲人的募捐活动。
    为纪念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，人们为郑举选在汉正街塑了一尊铜像，让它继续见证汉正街的世事沧桑。

    仙桃人宗军：从三千元到千万元

    39岁的宗军穿休闲运动衣，名牌网球鞋，和老一辈汉正街人的低调沉稳不同，他看上去时尚而充满自信。
    眼下虽然不是生意旺季，但他的店内依然很忙碌，十多个营业员忙得不可开交。3月25日下午，天气很好，位于汉正街的婴幼儿用品店内，宗军正用潜江方言接待几个老乡客户。
    如果当初没有硬着头皮来到汉正街，宗军很可能会像他的兄弟一样，要么在老家过着紧巴巴的日子，要么在沿海城市打工。现在，他的资产以千万元为单位计数。
    15年前，宗军是仙桃市供销合作社的一名普通营业员，工资只有200元。在下海的浪潮中，他办理了停薪留职，在亲戚带领下来到汉正街。当时，宗军的资本是3000元，凭着这点钱，他与亲戚合伙卖起了小商品。
    后来，宗军另起炉灶，自己在汉正街租了一间门面经营童装。十年过去了，当年的小门店已扩充到380平方米的宽敞大卖场，年利润在千万元以上。
    这些年里，他在武汉买了房子、轿车，如今，一儿一女都在武汉上学。“两个孩子的户口都转到了武汉，我要让他们接受好的教育。”
    谈到汉正街这些年来的变化，他最大的感受是，“人流比以前少了，但生意比以前大了。”

    浙江人钟烨军：这辈子难离汉正街

    在采访的汉正街老板中，34岁的钟烨军最年轻，但胖胖的他言行举止间无不透露着生意人的精明。
    这天下午，顾客不多，钟烨军抽着武汉产的“黄鹤楼”香烟，和妻子在门店里聊天，说的是略带汉腔的普通话。
    如果不是他自我介绍，记者很难把钟烨军和一个浙江人联系起来。
    他的老家在浙江宁波农村，因为有亲戚在武汉，就慕名来到了汉正街经商。
    “我是1996年来汉正街的，中专毕业后找不到工作，听亲戚讲汉正街是发财的好地方，就决定来这里闯闯。”
    坐火车到武汉时，他揣着家里资助的2万元，在汉正街租了一个小门面，先是卖儿童毛衣，发展到现在卖高档毛衣，生意规模也从原来的百元计发展到如今的千万元计。
    汉正街不仅成就了钟烨军的事业，还成就了他的家庭。妻子是荆州人，二人相识于汉正街的生意场上。从相识到结婚，他们始终没离开汉正街。
    2002年，他在汉口买了房子，从此把根扎在武汉。去年，他还把父母从浙江接到了武汉和自己一起生活。
    除了武汉话，钟烨军还会说荆州话。
    近几年，听说家乡宁波的经济发展很快，但他从未有过回老家发展的想法，“汉正街有它自己的独特魅力。这辈子我怕是很难离得开汉正街了。”

    外地人“占领”汉正街

    “伞王”郑江、“扣子大王”郑举选、“气球大王”龚乃生……翻开汉正街第一代富翁的人生履历，共同点有很多：都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，以勤劳简朴立业持家，谨慎低调，对财产数额讳莫如深。
    然而，当时光流转二十多年后，汉正街的新生代弄潮儿，像宗军、郑大雄，他们的人生则是迥异的光景：大多不是武汉人，脱口而出的多是“品牌”、“企业管理”、“物流”等现代感十足的词语，性格大多张扬、洒脱。
    与老一辈不同，江浙人、湖南人、“乡下人”、下岗职工，这些人已构成了汉正街的第二代生力军。
    在汉正街生活、工作了近20年的汉正街第一工商所所长万跃胜向记者介绍，1990年初，江浙商人、天(门)沔（仙桃）汉（川）的农民大量涌入汉正街，新生代极大地改变了汉正街的面貌，昔日的“竹床阵”、粗犷而熟悉的“汉骂”也被高楼大厦和天南海北的口音淹没。
    “很多人发了家，也有很多人背着一身债跑了，挺过来的逐渐站稳了脚跟，渐渐成为新的富翁。”
    汉正街市场管委会秘书长李传华向记者透露的统计数据是，现在汉正街上40%的是江浙、湖南等外省人，另40%左右是非武汉籍本省人，只有不到20%的是武汉本地人。
    今日，汉正街上的领军人物和商业典范大多是江浙人。汉正街管委会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罗建国认为，“江浙人在汉正街经营的主要是品牌服装、家电等，人员以温州、宁波等地为主，这些人最大的优点是吃苦耐劳，敢想敢干，善于扎堆抱团经营。”
    采访中，记者深切地感受到，虽然新老两代汉正街人在生活方式、商业理念中有着种种鸿沟，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对汉正街的发展深感关切，对汉正街的“复兴”充满乐观和期待。